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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众所周知的是，治辽史有两难：第一难在基本史籍资源的稀少和质量偏低；第二难在文献资料的难于索解及其所提供信息的相对单一。有鉴于此，有关辽代历史的研究，尤其是有关辽代社会生活与文化艺术的研究，就不得不尽可能多地结合考古发现成果了。所幸辽代墓葬考古材料的不断涌现，已经为我们积累了堪称丰富的新的史源。这不仅是辽史研究领域的一份欣幸，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份欣幸。
辽代墓葬壁画
辽墓的考古调查始于二十世纪初，特别是当时辽陵契丹文哀册的发现，引起了学术界对墓葬所能带来的新史料的广泛注意。三十年代初期，日本人对庆陵（圣宗永庆陵、兴宗永兴陵和道宗永福陵的合称）的挖掘，使我们对契丹人的墓葬有了最初的认识。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辽代考古工作取得了飞速进展。到目前，考古工作者已相继发掘辽代墓葬四百余座。根据目前所掌握的纪年材料，这些墓葬多数出现在穆宗（951-968年）至景宗（969-982年）时期以后。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四百余座墓葬中，带有壁画的达八十余座，可见壁画墓在当时极为流行。这类壁画墓的分布范围，大体在辽上京、中京、南京和西京之间。上京和中京一带为契丹王朝的腹地，其范围大约可以覆盖今天的内蒙与辽宁两个地区。其中，内蒙古地区的辽墓，以带长斜坡墓道的单室墓居多，主要有：哲里木盟库伦旗辽墓、奈曼旗青龙山镇辽陈国公主与驸马萧绍矩合葬墓、昭乌达敖汉旗北三家村辽墓以及敖汉旗丰山村皮匠沟、娘娘庙、下湾子、喇嘛沟等处辽墓等。这些辽墓的装饰主题，基本以反映契丹游牧民族生活习俗的车马出行、狩猎场面、契丹族侍从、鹰犬居多；当然也有部分受汉地影响的装饰主题，如花鸟屏风、星象图等。辽宁地区的辽代壁画墓主要有：朝阳姑营子耿知新墓（1026年）和耿延毅夫妇合葬墓（1020年）、北票莲花山辽耶律仁先族墓、朝阳县木头城子辽墓以及关山辽墓等。此区壁画墓除了表现带有鲜明契丹民族色彩的车马仪仗等主题之外，还呈现出更为浓重的汉化色彩，出现了夫妇宴饮、十二生肖、四神、仙鹤以及仿木结构斗栱等表现题材与装饰内容。
辽·宝山1号-侍从牵马图 壁画绘于东侧室东壁 4（《内蒙古辽代壁画》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2009年12月）
辽·彩绘星图 72（《宣化辽墓壁画》文物出版社 2001年9月）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1994年在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东沙日台乡宝山南麓一号和二号大型辽代壁画墓，以其丰富的内容和精湛的绘画技艺荣列当年十大考古发现之列。其中，一号墓建于辽太祖天赞二年（923年），为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契丹贵族墓。该墓采用砖雕影作仿木结构建成一穹庐式的墓室，建筑部件均有华丽彩绘装饰，墓门外以门楼与侧墙组成宽敞的庭院；墓室之内又用几块大型石板构筑一座方形石室，两室之间竖立彩柱，仿佛回廊，外室四壁和石室内外绘满壁画，分别描绘契丹仆吏、鞍马出行，以及汉族神话故事等内容。二号墓的年代与形制均与一号墓相近，其石室当中还出现了取材于汉民族故事的《寄锦图》《诵经图》等精美壁画，其艳丽的色彩和细腻的笔法，明显具有唐画风貌，反映出周昉画风在辽地的影响。
辽·宝山2号-贵妇颂经图（颂经图局部）11（《内蒙古辽代壁画》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2009年12月）
在燕山以南的辽南京和辽西京地区，亦即当时的“燕云十六州”，今天的北京、河北和山西北部一带，壁画墓的营造更加普遍。目前发现于河北地区的辽代壁画墓，基本都集中于张家口地区。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1971年至1995年间在宣化区下八里发掘的九座辽代汉人壁画墓。九座墓葬中有八座属于同一家族墓葬，墓多为双室，前室呈方形，而后室多为八角形、六角形或圆形，墓门一律作彩绘砖砌仿木结构门楼，前后室四壁之上影作檐枋和斗栱，檐枋上方皆做迭涩内收穹隆顶。九座墓葬中皆绘有精美的壁画，表现出行、备馔、点灯、启门等家居奉侍等场面，内容十分丰富。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各墓当中大都绘以兼有中国传统二十八宿、十二时和巴比伦黄道十二宫内容的天象图，而且普遍出现了描绘为墓主人碾茶烹茶、准备佛教经卷和散乐演出的画面。由于墓主人皆有佛教信仰，所以他们全都采用了佛教的“荼毗礼”葬式，其骨灰棺箱上还书写着各种陀罗尼经咒；有的墓葬中还出现了装纳墓主人骨灰的真容偶像。类似的情况在北京地区的辽墓当中亦有所见。
山西大同为辽代西京所在，是辽代壁画墓的又一集中区域。该区较值一提的发现，主要有十里铺村辽墓、新添堡村辽墓、卧虎湾辽墓、马家堡辽墓，以及新近发现的西环路辽墓等。其壁画题材十分多样，既有反映契丹趣味的车马仪仗，也有充满汉族色彩的家居图、宴乐图和天象图等；其中，新添堡村东北的二十九号墓，壁画当中还见有双头人、伏卧人、仰身坐人、捧盘立人等中晚唐时流行于中原的神煞内容。当然，以上只不过是对辽代壁画墓发现情况的一个简单介绍，远远无法概括实际发掘材料的丰富内涵。
